1965年初冬，我侥幸来到了人间，就降生在洞庭湖畔离白果树不到一公里远的农家；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只有老二在2岁时因病而不幸夭折；我是家中的老幺，我父亲一直盼着能有个女儿，结果到我母亲在36岁那年生下我以后，觉得无望才收兵禁怀。
那年，我母亲生下我在坐月子期间，正赶上我家老大结婚，所以，我与老大的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像我家这样头尾同胞的年龄差距，在两湖流域的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父亲是典型的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除了能歪歪斜斜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识半丁；但性情豪爽，乐于助人，特别是嗓音异常的洪亮，用当今音乐界的专业术语来说，属于典型的男高音，只要他放声喊话，真的可以顺风传到十里开外。
那时候，国家掀起了“戏剧下乡”的文化热潮，在县级汉剧团的指导下，每个公社都成立了业余戏班，忙时干活，闲时唱戏；因我父亲有着独特的嗓子，自然就进了公社的戏班，时常饰演“红花脸”，也称“丑角”。
像这样的演出团体，用内蒙语来称谓是“乌兰牧骑”，也就是“红色宣传队”！每逢国家有重大的政治运动或是夏天的“双抢”前夕，宣传队都会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以作为政治运动的精神宣传或农忙前的总动员！
但凡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应该有观看过戏班演出的斑驳记忆；后来，各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每月按照大队的顺序轮番放映露天电影，我父亲所在的业余戏班才淡出人们的视野。
那些年所放的影片，不外乎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洪湖赤卫队》、《英雄儿女》以及京剧类《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战斗片或是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文艺片，再附加个农村科教片。
我们队里年纪相差不到3岁的伙伴有20多人，只要是听说晚上有露天电影看，即便是来回奔波十几公里也会相邀着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屁股后面浩浩荡荡地去赶场；有好几回，因路途太远，等放映员声报“今晚电影到此结束”时已是午夜时分；实在是又饿又困，便会在沿洞庭湖防洪大堤的草坡上借着满天的星光纷纷倒地而睡，直到天明再继续赶路回家；有一回，我们十几个伙伴还睡在了一块坟山坪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件不错的童年趣事！
因经常性地观看，影片中的人物和台词也就成了我们这代人滚瓜烂熟的记忆，包括一些主要正、反派人物的细微表情都能被模仿得惟妙惟肖，台词更是可以做到“一字不落”！
记得在一九七八年冬天，电影《三打白骨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我们县立电影院破了单日连放7场的记录，票价是1毛钱一张；我跟在老三、老四他们一大队人的屁股后面，晚饭后赶最后一班过江的渡船，跑到县城买凌晨3点的票，散场后又步行十公里搭乘过江的早班渡船回家。
可想而知，那时候中国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地贫瘠、匮乏！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儿女成群，劳累的父母根本就顾不上孩子的去处，即便是晚上不回家睡觉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寻找，顶多会在家门口呼喊几声；只是对女儿看管的严厉一些，儿子们则个个都像农闲时散养的耕牛；哪像现在的孩子，个个都是衔在嘴里养大的，生怕给丢了。
说来也是；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在饥寒交迫的生存环境中粗养，因医疗条件所限，患“脑膜炎”或是“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的人不少，但半路因病或是在湖中野游被淹而夭折的人极少，不得不惊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能力！
我父亲在他那辈人中，算是混的不错的；年纪轻轻时就被提拔为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是抗洪抢险、兴修水利等攻坚战的领军人物，七十年代初又调到了公社芦苇场；所以，我们家虽然是老大成家后自立了门户，但还有三兄弟，而且个个都是“饭袋子”，所幸有父亲在位，也算是“皇粮之家”；加上我母亲的贤内助，基本上没有挨饿，偶尔吃几餐莲藕或是蚕豆拌饭，也只是适当的调剂；不像左邻右舍，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都是野菜拌饭，菜里难见几朵油花！
正如书中所提及，我的模糊记忆，确实是从六八年散食堂开始；最早的记忆场景就是那年秋收时节，我母亲将我带到田间，放在木椅上，她自己拿着菜刀跟随队里的妇女在已经干枯的田间割晚稻；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禾刀，而是用的菜刀砍；或许是没有了禾刀，用菜刀来充个出勤人数吧！
我母亲是解放前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十四岁就开始学抽水烟；一个黄铜材质的精致水烟袋也是母亲当年的陪嫁之一；在与邻居长辈闲聊时，烧完一根蓖麻杆、抽完一小包自切的旱烟丝，是我母亲在睡觉前的必修课；我也是时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悄然睡去，直到母亲背着我回家。
苎麻，和棉花一样，是国家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也是长江中下游广大农村的主要农作物；尤其是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种植最为普遍，也就建成了很多县级二轻局单位的麻纺厂，做成精纺半成品或是麻袋成品；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到户，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其小商贩手中的收购价曾一度长到12元/市斤；这类小商贩就是书中的人物“癞老七”的生活原型。
也正是靠苎麻的大面积种植，两湖流域的一部分农民的家庭经济条件在当时算是国内的“先富”之流，隐形的“万元户”已不足为奇；机械手表和单车、缝纫机、黑白电视机、单缸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成了农村婚娶消费的时尚；八三年，我小哥结婚的时候，包括彩礼就花了2万多。
而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写实，曾遭到过一些读友的质疑；而在当时，国内的很多边远山区，有很多的农家因山多地少、资源还没有开发、土地的贫瘠等自然因素，很多人确实是还挣扎在饥饿的边缘；遥远的大西北黄土高原和西部的云贵高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有“质疑”之声，完全可以理解。
自家兄弟姐妹成群，一件棉袄几人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吃野菜拌饭；看露天电影；两个鸡蛋交一期的学费；最早一批享受8年半的义务教育（小学5年半，初中三年）；最早一批外去打工人。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
这就是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最早出力的先行者！
正因我们这代人的艰苦付出，构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错综复杂的当下历史，也为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人开创了“打工文化”先河！
书中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它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二十年的时空，折射出了那些年间整个社会的人心演化和情感变迁；每一段历史，都经得起同时代人的推敲、经得起验证；也经得起年轻的后辈们去用心感受父辈们的生存之不易！
历史，所以一面铜镜；既能照见先辈，也希望能照见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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